工程社会化： 呼唤工程管理的均衡之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明确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设立自然生态监管机构;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等等。这些新指引，以及成立的新机构，意味着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也在工程管理中，法律、环境和监察等职能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效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工程建设者，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也必将对中国的工程管理产生深远影响，加速推动中国的工程管理一并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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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工程本身，表面上看，工程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系统。或者说，工程的世界是一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工程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不仅是业主的，也是参建单位的;不仅是工程参与者的，也是利益相关者以及全体公众的;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后代人的。不同社会背景在工程管理过程中正是这样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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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的开放性相适应，且随着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工程管理中，工程参与者的范围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这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从匠师、工程师扩展到了建筑师、经济师、会计师、律师、审计师、监管者，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公众参与甚至全员参与的情形。比如，技术方案的专家论证、收费公路的价格听证、招投标程序中的投诉处理，以及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等。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现行立法体系中，此类情况早已被固化为法律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公众参与或全员参与，才是最大范围的工程共同体。工程管理的此种演变，就是工程的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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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国家的新指引，与工程的社会化过程构成遥相呼应的自洽体系。由此形成工程管理的新时代，可称之为工程社会化时代。在工程社会化时代，以前没那么重要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以前经常忽视的问题，变得不能忽视了;以前没那么突出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而这些问题，大多会以法律风险、环境风险和廉政风险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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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风险，是指发生某种问题的可能性。那么，工程风险则是指发生工程问题的可能性。工程风险的提出，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工程的目的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增进现代社会文明。然而，工程风险亦与社会文明相共生。恰如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一书的作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

传统的工程风险，更多聚焦于技术风险、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等。这是关系到工程成与不成的问题，当然是工程风险的应有之义。然而，如果仅仅把工程风险局限于技术风险、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是远远不够的，如上所述，随着工程社会化时代的到来，法律风险、环境风险和廉政风险变得突出起来。这是关系到工程评价好与不好的问题，值得给予新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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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廉政风险为例略作说明。工程建设中，对廉政风险的控制，不仅是工程管理者的自我要求，也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所在。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工程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管控廉政风险的新举措。比如，早在2012年初，广东省监察厅曾抽调专业人员，在港珠澳大桥项目所在地成立了派驻监察专员办公室，对大桥建设的合法合规进行监管。到2017年初撤回前，该办公室实质运行了约5年之久。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监察机关设立现场机构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全程同步监督。这正是工程社会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公众参与或全员参与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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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监察机关对工程行使监察职能早已是监管常态，但设立现场机构对重大工程实施现场监督，其创新之处在于，将监管的视角从工程后方深入到工程最前沿，对工程建设实行全过程的，而非局部的监管。从世界范围